深圳100余名低收入外来工联名向多家媒体寄出求助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打工者的迫切要求》，信中就深圳不排除调低最低工资标准反应激烈，希望政府召开听证会倾听打工者心声，最低工资标准应该上调至少20%。他们称：“现在方便面都涨价了，我们连这也快吃不起了”、“寄回家的钱越来越少”、“如果工资保持不变或者降低的话，我们这些打工者每月仅靠几百块怎么生活？”( 8月7日《南方都市报》)

真的很佩服深圳政府的有关部门，在中国在岗职工工资总额和职工平均工资连续四年实现两位数增长的时候（中新社北京7月1日电），对外来工的工资不仅不调高，反而“不排除”调低最低工资，这不是要把人逼到绝路上去吗？

去年10月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报告》表明，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工资收入比较低，生活质量比较差，居住、医疗条件得不到保障，休闲方式比较单调，劳动技能普遍偏低，子女教育问题比较突出。报告特别指出，其中一半以上的农民工的月收入在800元人民币以下，近四成农民工生病不敢去医院，睡觉成了主要休闲方式。

一个月800元人民币，在物价不断上涨的今天，连基本的衣食住行都难以保障，更遑论把钱寄回家养家糊口。如此下去，外来工只好打道回府，把脏活、累活、苦活留给城里人去干。实际上，现在城市已经离不开农民工，厦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林建农曾说：“厦门有十几万的建筑工人，80%多是农民工，如果没有他们，厦门的建设就没法这么快；厦门工厂的产业大军中有70%多是农民工，如果没有他们，厦门的经济发展也无法达到现在的状态，另外，70%多的餐饮服务人员、保安，90%多的保姆都是农民工。可以说，我们的城市已经离不开农民工，厦门25年来（指厦门建立特区后）的成就，有他们的一份功劳，我们应该感谢他们。”

城市离不开外来工，但城市并没有善待外来工。特别是作为“守夜人”的政府有关部门在骨子里就是将外来工当作外人，而将企业老板奉为上宾，对老板们言听计从，所以才有“不排除调低最低工资”的说法。深圳外来工集体“上书”，有人说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我以为，实际上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跳楼、自杀等极端维权方式已经难以唤起“守夜人”麻木的心灵，只是徒增家人的悲伤。借助媒体向有关部门施加点压力，与强势的利益集团博弈到底又能有几分胜算？“维护外来工利益，缩小贫富差距”，不能仅仅当作口号，而应该拿出实实在在的举措。不妨先好好读读这封求助信，听听他们无奈而又弱小的声音。